“拿钱消灾”是每个患者找黄牛挂号时安慰自己的说法。

在医院已经全面信息化的当下，区别于过去起早贪黑代人排队，灰色地带的黄牛“生生不息”，而今已升级迭代出了“赛博朋克”的电子黄牛。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电子黄牛”挂号方式更隐蔽、手段更多元。他们一手掌握此前积累下的院内人脉，内部加号；一手掌握电子化技术，甚至能“黑进”医院的网上挂号网络。

一位居住在北京的患者发现，自己每次在每天下午4点，北京各大医院放号时抢号，即使第一时间点击，系统也总是显示“已瘫痪”，一直会瘫痪10分钟，10分钟再点进系统，不少号源就没有了。后来他询问了在医院里工作的朋友得知：医院的挂号系统时常会被类似“黄牛”的黑客入侵。

“电子化”加剧了医院黄牛的无序。在难以监管的无序与野蛮中，有急危重症救治需求的患者，通过电子黄牛这一正邪难辨的中间人，以高价换得一张健康的入场券。

黄牛与医院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黄牛会通过院内人脉拿到内部加号，再高价卖出。这种“人情社会”式的交易很难被监管定罪，也打开了黄牛渗透进如陪诊、绿色通道等正规业务的端口。

管还是不管？医院被置于两难之地。一面是医疗秩序，一面是危重患者，更多时候他们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更大的难题还有：怎么管？以往的黄牛在医院前排长队，管理起来至少还能有的放矢；而今黄牛在信息化的“云端”、在更隐秘的暗处，像一只只泥鳅，难以下手。

医院、黄牛、患者，三者间的矛盾和共生，在可预见的未来，被电子化的搅动下，将持续地混乱下去。

电子加持，搭起隐形桥梁

等了一个月，王允也没有排到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专家号。

手上的湿疹越来越严重，王允的手不能沾水，容易溃烂还特别痒，涂药膏也没用。为了看病就近租的房子快到期，他等不下去了。

在医院门口溜达、排队“捡漏”专家号的这段时间，王允一直听到医院门口有黄牛在喊“帮忙挂号，帮忙挂号”，但他不敢轻信。不过，王允还是留了一张在院门口捡到的黄牛名片。

一个月后，他拨通了名片上黄牛的电话。

王允告诉了对方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基本病症，黄牛当即就给他挂上了专家号，黄牛费：2000多元。

王允不清楚黄牛是如何帮他挂上号的。他来到医院时，电子病历还是一片空白。黄牛打了几通电话，接着让人拿着他的身份证和医保卡进了挂号大厅。大概十来分钟后，候诊屏幕显示了王允的名字。

看着如今的治疗效果，王允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明智的，“虽然贵，但该花还得花。”

医院门口的黄牛，几乎贯穿中国的医疗发展史。从早年蹲守医院板凳排队，到电话挂号、实名制后的身份证占坑，直至如今转战线上，黄牛挂号的手段越来越隐蔽。

而人情加塞，无论何时都是最有效、也最能体现黄牛“能力”的杀手锏。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介绍，在互联网系统发展尚未完善时，各个平台号源并不互通，以10个号源为例，会根据不同比例分配至电话挂号、渠道挂号和线下挂号。因为电话挂号没法实名认证，需要患者再去医院窗口“换号”，黄牛利用了这个空子，就在医院的挂号窗口进行专家号的交易。

南部某三甲医院信息中心的李辉也记得，十几年前，有黄牛在线下用身份证挂号，会占着窗口“随退随挂”，用患者信息覆盖个人信息，从而实现“代挂号”。

黄牛号，有些能被医生一眼看出异常，有些看上去就像患者自己挂的“正规号”。这背后，是两种黄牛的挂号方式：抢号或是加号。

抢号，一般报价在500~800元之间。根据抢号难度、医生知名度而不同，也无法保证短于一周的出号时间。

而效率更高的加号，则通过医院内部网络，比抢号更快也更贵，通常要800~1000元。这也是“电子黄牛”现在主推的业务。

小葵曾经找黄牛挂过号，就诊时，医生似乎一眼就看出异常，直接问她：“这个号谁给你挂的？”小葵愣一了下反应过来，她的号可能是通过医院内部网络加塞的。

一线城市顶级医院的热门科室，是电子黄牛生存的温床。由于专科诊室的知名度较高，大三甲医院虹吸来了全国各地的患者，“寄居”医院而生的黄牛对热门科室、专家格外敏锐。以上海为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科、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等，都是电子黄牛盘踞的“兵家必争之地”。

优质医疗资源匮乏的当下，掌握稀缺号源的黄牛，在电子化的加持下，在医院和患者之间搭建起了一条隐形的桥梁。

患者急迫，最易被黄牛利用的心理

如果没有黄牛的“一系列操作”，小葵也许就失去爷爷了。

两个月前，爷爷查出癌症晚期，当地医生严肃地告诉小葵家人，要马上转院去北京的大医院做淋巴穿刺，安排治疗方案。“务必让你爷爷在周一做上检查。”医生嘱咐她。

“北漂”的小葵承担起这个任务，开始四处求人挂号、开检查。但一个年轻的女孩，能认识什么肿瘤医生？小葵想到了有次在医院看病时，黄牛给的挂号卡片。

500块，这是黄牛的报价。“保证周六开出检查单。”小葵想都没想就掏钱了。

周六，小葵顺利拿到了穿刺检查单，但检查约在周三，比小葵预期的晚两天。小葵爸爸心急找了另一名黄牛，对方号称：一天内就可以完成从检查到住院的全部流程。

一家人又转战第二个黄牛铺好的路。检查当天，黄牛以“当天就能出结果”为由，建议他们去一家第三方影像公司做PET-CT检查；接下来的穿刺检查，黄牛又带他们去了一家民营医院，在那里做淋巴穿刺，理由同样是速度快。

小葵意识到他们被黄牛“忽悠得团团转”。但她说服不了父亲。对于父亲来说，爷爷的生命就是在抢时间。

好在医院承认了检测结果。准备手术时，住院又成了难题。黄牛给出的提前住院价格是12000元，挂号另付800元。

“当天晚上挂号，挂完号直接找我，第二天就能住进去。”黄牛告诉小葵，“住院资源非常紧张，不靠我帮你们，不可能住进去的。”

看出小葵的犹豫，黄牛向她透露自己是医院“内部的人”。叫小葵第二天一早在医院门口碰头，但叮嘱他们全程不要和来接头的人说话，“什么话都不要说”。小葵感到，“看病挂号搞得像特工一样。”

小葵留了个心眼，提前咨询了住院医师，发现床位并没有黄牛所说的那么紧张，可以直接住院。

“黄牛会利用患者的健康状况，制造焦虑。”小葵后来分析，“他们的话总是半真半假，这时候得冷静，不能全信。”

但即使如此，依靠黄牛的患者依旧基数庞大。

小葵将自己的经历发布在了社交媒体上，本意是希望提醒其他人不要轻信黄牛散播的焦虑，警惕骗局。第二天，小葵收到了近50条请她推荐“靠谱黄牛”的私信，还有20多条评论希望她分享黄牛的联系方式。甚至连此前那名黄牛也找到她，问她想不想成为他的“下线”。小葵一段时间内都不敢再登录账号。

这并不是个例。

这也是如今电子黄牛的另一面——电子化引流——社交媒体、第三方线上挂号平台等为黄牛打开了另一种引流方式。社交平台上不乏有人分享黄牛挂号经历，都是“急需诊疗”的情况。甚至有人晒出家人的检查单，主动寻找黄牛的帮助。

在这种扭曲的挂号环境下，不少患者对黄牛抱有一种矛盾复杂的情感。他们像小葵一样，在和黄牛的交易中不能完全放下戒心，但黄牛又是他们自己或亲属在紧要关头获得一张“健康门票”的机会。

“我们不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小葵无奈，“如果没有黄牛的话，这种情况下即使有钱也没办法解决挂号难的问题。”

从“黄牛”到“电子黄牛”

如果将有限的医疗资源比作河流，在从上游院端到下游患者的河道里，最顶尖的专家资源被层层分割，黄牛在其中担任了“再分配”的核心角色。

这并不是件稀罕事。在二十多年信息中心的任职中，李辉与黄牛也算是“老相识”，对这套运作逻辑颇为熟悉。

在医院还没彻底信息化的年代，带着板凳、通宵达旦排队的黄牛是主流，属于体力活。他们盘踞在医院三公里内的“核心地带”，和医生护士熟稔又亲密。

这里有默认的游戏规则。“挂号”这块蛋糕被不同的势力方分割为数块，依据黄牛内部严密的等级秩序来分配——就像江湖，辈分和资历格外重要。

王炎做了20多年的黄牛，在上海某三甲医院附近是名声响亮的“头头”。据他介绍，微信里4162个联系方式，涵盖院内人士、患者家属甚至是医院退休人士。通过这台手机，他能保证“挂到上海任何一家医院的号”。

同样在医院门口徘徊的还有“医托”群体。她们多为中年女性、三五人一组，借由“同样的医生，就在几百米外，往那边走就能看到”，一人假装患者家属上去搭话，之后两三人假装听到后配合，打“心理战”，引诱患者上钩，将病急乱投医的患者带往私立医疗机构。

“她们都是骗人的。”王炎嗤之以鼻，换医生事小，随之而来的报销和医疗安全问题却很难保证，“我这边就不一样了，我挂的可是正规医生号。”

传统的黄牛与医托尚有江湖地盘，随着医院信息化的演变，黄牛也正在更新迭代——依托信息技术的“电子黄牛”正悄然出现在大众视野。

腾讯医疗安全专家曾仁介绍，在早期医院抢号系统尚未完善、实名制没有普及时，有黄牛蜂拥而上、大量抢号再转卖退号的情况频发，是电子黄牛的雏形。

而现在，电子黄牛们往往利用外挂、频繁抢退号和代理抢号等方式，抢占热门科室的明星专家，再倒卖给心急的病患与家属。

信息化正在给医疗系统重组局面。前述资深业内人士发现，当前医疗系统中，有拥有医学背景的护士辞职转型陪诊、专注绿色通道的增值服务；也有银行为重点客户提供“挂号+陪诊”服务；更有互联网医院另辟蹊径，“下场”签约知名医生......无论是上游的挂号黄牛还是下游的陪诊附加值，层层瓜分之下，江湖正在被重新洗牌。

秩序在重组，可无论如何博弈，患者显然都处于最弱势的存在。

新旧迭代之际，李辉发现，这让本不公平的医疗资源再分配机变得更加隐秘、幽深。

为了保证医疗资源的公共性，医院层面只能想尽办法，与黄牛斗智斗勇，这更像是一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游戏。

他曾遇到患者拿着非医院官方挂号的通知短信进行投诉，更令人惊奇的是上面写着：“非医院公开渠道，需线下与医生确认”，这也许就是一次和电子黄牛的“正面交锋”。

为了减少黄牛带来的不公平性，李辉所在的医院将每日余号设置随机数规则，这样尽可能多地减少刷号行为。

而负责医院防火墙工作的曾仁则尝试从源头端解决问题。他所在的技术组尝试建立恶意批量抢号的检测脚本，通过对异地IP、前端异常流量和AI评估的综合考量，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黄牛的异常举动。

多位负责院内信息化建设的主任向健闻表示，除了封锁IP、网络限速和实名制就医等规章外，医院并没有办法严格限制黄牛和隐秘交易的具体对策。

屡禁不止似乎只是表象，影子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暗流在涌动。

影子的存在：游走在法律与道德之间

长期盘踞在医患两端的黄牛，悬浮于道德与法律之间，难以量化、也更难管控。

王炎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深切认知：“说得好听就是个经纪人，说的不好听就是个黄牛”。

在每日的工作中，王炎偶尔还会义务为来往患者解答疑惑，“你不应该在华山医院看诊，而是该去儿科医院问问看”。对于医院的相关政策，王炎如数家珍，“他刚刚带的孩子是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华山医院是不负责的，要去服务台询问后再挂号。”

如果遇到异地就医的情况，他通常选择用视频通话的方式，“比如之前有一位来自浙江的病人，他就是皮肤病，这种情况其实都可以通过视频与医生会诊”，这更像是“陪诊服务”，此外他还接收一些零散的工作，如挂号、做检查、取药等等，这些大多都不是针对上海本地人，而是针对有家属陪护的外地人来的，一般收费为几百元。

问题在于，付出额外金钱就能挂到号，无论是黄牛，还是电子黄牛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李辉向我们描述了这一过程。按照医院规定，一位专家每月要完成固定工时，这被分割为专家号和门诊号，其中被疯抢的专家号额定数量为30个，医生视患者紧迫情况适度加号，但不会被计入月度工时。

换句话说，医生在30个专家号以外的加号，完全属自愿行为。

到底是管还是不管？作为信息中心主任，李辉也很难下判断。

如果人情或亲属关系影响，自愿加号的行为医院并不会严令禁止，更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承认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加以监管——比如将比例控制在每个上午不超过5个。

尽管黄牛本身是一种非常规寻租，但李辉也同意，黄牛的存在有他的意义，很难一言以蔽之。

“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要接受一些影子的存在。”在实名制诊疗的情况下，除非院内有内鬼，李辉认为，这也是一种“购买服务”行为。

王炎也认为自己属于一种“劳作”，甚至是不犯法的，他有多次被警方抓捕的经历，但每次很快又被放出来。

挂号黄牛究竟违不违法？如何判断？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询问法律专家，得到的答复是“很难量化和定性”。

某公安院校治安系副主任李晓泽介绍，当前并没有任何一则细则指向挂号黄牛，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款规定该行为的不合理性。

尽管无论什么性质的黄牛都违反了《治安处罚法》，属于“扰乱正常秩序”行为，但情节远达不到判定标准。电子黄牛符合《刑法》中规定的侵入计算机罪，但并不能吻合判定中的“重大情节”。

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陪诊以收取服务费的名义来暗含挂号费，从流程上来说并不能找到任何违法证据，属于民事合同与意愿自由，更像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对于医生来说是违纪行为，只受院内约束。从该角度看，黄牛采用不正当的手段，破坏了医疗资源的公平性。

李辉认为，“只要医疗资源这一碗水的量没变化，你拿了好几个碗来舀来舀去，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可从患者视角看，黄牛似乎正在构建一套全新秩序——只要付出足够多的金钱，就能获得稀缺的医疗服务。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李辉说。

当本该服务于患者的公共资源在市场化和稀缺化的当下变成了一套丛林法则，这套畸形规则下的江湖可预见地将持续下去，甚至在电子化的加持下，无序中会衍生出一套新的分配规则。

这仍会是一场难辨正邪的无解之局。